■ 靳夏楠
卢旺达妇女参政比例持续高企，一直以来备受关注。2003年，由总统卡加梅领导的卢旺达爱国阵线成立新政府，颁布新宪法，实施性别配额制，规定议会中必须为妇女保留30%的席位。据各国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数据，在此次选举中，下议院妇女占比达48%。在此后的2013年议会选举中，妇女占下议院席位比例高达63.8%，最近的2018年选举中，妇女参政比例居高不下，保持在61.3%。与此同时，也有不少质疑该现象的声音：妇女在议会中的高代表性是否能带来卢旺达妇女整体的发展？本文将从卢旺达妇女高参政比例背后的政治因素谈起，解析卢旺达各阶级妇女参与政治所受到的多重因素影响的复杂性。
卢旺达妇女崛起的历史因素探析
卢旺达妇女参政问题一直引人注目。1961年，卢旺达获得民族独立，妇女获得投票权。1965年，卢旺达议会中出现第一位女议员。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及1994年种族大屠杀期间，卢旺达议会中的妇女比例从未超过18％。然而在2003年新民主政府成立之后，女议员比例迅速攀升并连续三届领先全球。1994年大屠杀之后卢旺达妇女高参政比例背后有多种原因。
首先，卢旺达妇女有机会走进高层政治决策层，离不开国内主要政党卢旺达爱国阵线对妇女发展的大力支持。自卢旺达胡图革命(1959-1961)开始，大批图西族人开始逃离家乡到周边国家寻求避难。20世纪60年代在邻国乌干达的卢旺达图西族难民达到20万人，不断地被两届乌干达专制政权歧视和迫害。1982年，由于难以忍受乌干达军队的反复打击，上千万卢旺达难民想要逃回祖国，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遭到了卢旺达政府军的呵斥，要求其返回乌干达，并声称卢旺达并没有多余的土地欢迎他们回国。在这样前后夹击的困境中，许许多多的卢旺达人团结起来，加入了现任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的国家抵抗军，并借此组建起卢旺达爱国阵线军队，后来发展成政治党派。卢旺达爱国阵线党的乌干达“血统”深深地影响了该党派在妇女权利和妇女参政上的政策。常年在国外被迫害的生活经验使得这些图西族政治精英深深懂得社会正义的重要意义，他们从自身基于图西族身份被歧视的经验来理解性别平等的重要性。
随后，在1994年大屠杀前夕，由卢旺达爱国阵线党领导的解放运动（1990-1994）过程中，图西族妇女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样的历史背景为后来在转型期阶段的妇女参与政治提供了平台，并且在2003年新宪法中得到了巩固与加强。比如说，阿洛伊西亚·因扬巴在大屠杀后的转型政府中任妇女事务部部长一职，在此之前曾就职于卢旺达爱国阵线党内的财政委员会。她被很多卢旺达人称作大屠杀后性别议题的“创始人”。罗斯·卡布耶女士曾是卢旺达军队中最高职位的女性，也是卢旺达爱国阵线运动中的退役老兵，曾出任过国会议员、基加利市长，现任卢旺达礼宾司司长，是卡加梅总统十分倚重的人物。她曾说过：“妇女参与到政治中来，是从乌干达开始的。因为妇女是整个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了很多重要的责任，也执行了许多关键性的任务“。但是与此同时，一场大屠杀摧毁了不少妇女组织，她们中的许多领导者和成员不幸牺牲或是流亡国外，战后有关妇女的重重问题更加亟需妇女运动在困境中求得生存并成长。战后仍存活的妇女组织联合一些新兴的组织一同为战后妇女权益工作。妇女组织当时最主要的工作是为妇女提供住宿、组织互助小组、提供健康医疗等，并承担了很多宣传倡导女性权利的培训工作。朱迪斯·卡娜库姿是一个妇女如何从社会活动转向政府工作的典型代表。大屠杀结束之后，卡娜库姿女士是Duterembere的领袖，后来又在促进“卢旺达妇女发展的各小组的保护伞组织”担任主席。2001年，她被指派担任新宪法委员会的12位委员之一。作为该委员会中唯一的女性，她一直不断呼吁新宪法应该更多地保护妇女权利，并积极推动性别配额制的实施。2003年大选，她又被任命为国家议会中的一员。像她们一样，很多在现任政府中工作的妇女曾在过渡政府期间（1994-2003）的妇女运动中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综上所述，2003年新政府取得的妇女高参政比例是植根于卢旺达人在漫长的种族屠杀中所承受的苦难中的，但是不管是流亡期间还是回到国内，妇女参与武装斗争和民间妇女运动更多的是一种社会使命，而非是一项职业选择，这是与一些没有经过战争折磨的国家中妇女参政经历所不同的地方。
战后社会转型中妇女平权问题的阶级局限性
在1994年大屠杀发生之后，经历了近10年的社会转型，2003年由卢旺达爱国阵线党组建新民主政府，并积极促进妇女权益的进步，首先在立国之初就把妇女在各级政府部门参政水平不少于30%的规定写入宪法。与此同时，妇女与家庭部建立妇女委员会，负责在各个基层社区动员和鼓励广大妇女同胞参与公共生活与国家发展。在2004年，卢旺达政府采纳由妇女与家庭部草拟的国家性别政策，并设立性别监督办公室负责确保该政策的实施。这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的变革都表明了卢旺达政府对推动妇女平权议题的决心，但作为一个低收入水平国家，妇女参政的性别福利只局限于既有的社会精英团体之内，大多数劳动妇女既没有教育水平也没有时间精力去参与政治活动。
据卢旺达国家统计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of Rwanda ）数据，在最近的一次2017年的人口普查中，53%的卢旺达人靠自耕地生活，全国38%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其中93%的贫困人口居住在农村，35%的妇女生活在贫困线下，该比例高于男性（32%）；在教育方面，卢旺达人民小学入学率（默认为识字率）约为87%，但中学入学率为23%，其中女童的小学入学率（85%）低于男性（90%），贫困家庭的女童入学率更低，为82% 。相比而言，高层妇女政治家的教育水平远远高于大部分卢旺达妇女同胞，在娜来力·莫若杰丽（Naleli Morojele）的研究中，所有受访的女性政治家都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又因为这样的高学历背景，才能够参与到前文中提到的妇女运动，为其今后参加政府工作提供了平台和经验。但不幸的是，对于底层妇女来说，因为大屠杀的动乱，从而失去了土地和随之而来的教育机会，现在通过在城市打工营生，但却基本不可能参与到国家政治决策过程中。
由此看来，大屠杀之后的社会转型中，通过政府的积极努力，确实在一定意义上打破了妇女参政的天花板，但却没有改变参与政治的阶级门槛。
（作者为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性别研究中心博士生）
责任编辑：陈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