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处置家暴工作面临的困境与对策
“家暴行为可能会触犯哪些法律？警察处置中可能遇到什么困难？如何快速克服这些困难？怎样处置效果更好？”在现行培训中很难找到答案。
各公安院校应支持教师对警察反家暴工作的研究，给一线输出更多指导性成果，并在教学中加入反家暴课程；各级公安机关要把反家暴培训纳入警察日常业务培训的内容，帮助警察快速转变观念，改变行为习惯。
■ 万飞
当引发22亿阅读量的宇芽被家暴案开始降温时，沉寂多年的李阳家暴案受害人Kim发声了，“我将永远爱我的丈夫。”她们让家暴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在曝光的众多家暴案中，警察常被质疑“为什么没早干预 ？”“为何处罚这么轻？”作为以兼职社工身份从事反家暴工作近5年的警察，笔者非常清楚警察的难处和家暴的复杂性。
警察反家暴面临复合性困境
警察反家暴面临的困境是复合性的，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因素。综合来看，至少有以下三点。
阻扰较大。受传统观念的长期影响，我国民众对家暴的认识还存在误区，“家暴是家务事”“公权力介入家暴会让施暴者变本加厉，会破坏家庭关系”的观点一直占据上风。受此影响，警察处置时常被施暴者及其亲友质问：“这是我（他）们家里的事，警察管那么多干嘛？”调查取证时，证人一般也不愿作证。
甚至，警察有时还会遭到来自双方当事人的攻击。
而当某个案件结案后，公众又会有截然相反的评论，有的说处理轻了，有的说处理过重。宇芽的前男友被治安拘留20日后，笔者在百度百家号发了篇动态——“为重庆警方点赞！宇芽前男友被拘为什么是20天？”阅读量73.7万，虽然点赞数3375，但有多人评论“才20天”“20天太少了，不为警方点赞”。这种不理解给警察带来较大压力。
支持不足。对所有人来说，反家暴都是新课题，对家暴问题研究投放资源不足、学界研究成果有限，从事警察反家暴实务研究的很少。
在公安系统，无论是公安院校还是一线部门，反家暴课程很少。而实践告诉我们，家暴成因复杂，受害人需求多元，单学科、单部门无法独立解决家暴问题。在警务实战中，家暴警情表现出的特有难点令一线警察无所适从。少数公安机关举办的反家暴培训大多只是介绍反家庭暴力法内容，对一线处置没有指导性。
缺少专业培训让警察大多不了解家暴的真正危害，部分警察会把家暴警情当成“小警情”。他们不知道怎样处置效果最好，处置时总是小心翼翼，担心公权力介入家庭事务会导致施暴者变本加厉或破坏家庭关系，还担心规范处置会让工作量剧增。警察的疑问——“家暴行为可能会触犯哪些法律？警察处置中可能遇到什么困难？如何快速克服这些困难？怎样处置效果更好？”在现行培训中很难找到答案。
先天困难。按法律规定，警察的职责只是出警、制止家暴、调查取证、处置等。实践中，警察常会遭遇受害人带来的挑战。如受害人态度反复，一会儿要求处置，过会儿又不要警察管，过几天还是要追究。还有的受害人报警后，不要拘留，不要告诫，反复强调“我要离婚”“我只要他不再打我” ……家暴受害人这种特有表现，不仅会大量消耗警察的精力，还会将警察的注意力带离法律规范。
同时，家暴发生在隐秘空间，少有目击证人，偶尔有的证人也是施暴者的至亲，一般不愿作证，部分施暴者还否认施暴，这给调查、侦查工作带来极大困难。
笔者与反家暴社工交流时常被问到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家暴受害人自杀死亡的那么多，而公安机关以虐待致人死亡罪追究的这么少？”在我看来，除死者亲属因不知道法律规定未提要求、一线警察因培训不足也不熟悉相关规定外，难以收集证据是最大的原因。
2018年11月28日，监利县发生一起妇女自杀事件，死者生前从未报警，法医确认死因为有机磷中毒后，怀疑她生前受到过丈夫殴打，但丈夫矢口否认。警察为了收集证据，沿着她生活过的三省多地巡回查找证人，通过技术手段恢复相关电子证据，花了近10万元经费、7个多月时间，才让这起丈夫虐待妻子案件的证据链形成闭环，法院以虐待罪判处该丈夫有期徒刑二年。
公安院校在教学中应加入反家暴课程
加大研究投入。家暴话题引入中国才20多年，家暴的发生规律、防治规律、危害的严重性鲜为人知。不到5年的反家暴经历让笔者对家暴的高致死性极为震撼，而家暴的此特点却从未被揭示。如湖北省监利县2011年到2019年，家暴直接打死的人数占该县命案死亡数的29%，还有数量不详的受害人自杀死亡。
当笔者想探究更大范围的数据时，发现公安机关做命案统计时没有把家暴列为死因类别。而从与各地妇联主席们的交谈、网络报道来看，家暴致死的案件是多发的。
由于缺乏针对性研究，家暴的更多危害性未被发现，导致政府和社会的资源投放不足，科研项目、民政公益创投中极少有涉家暴课题。国内偶尔有学者研究家暴问题，也是间断进行，因为没有经费支持。而缺了学界支持，警察的实战培训成了无源之水。
当公众还沉浸于网红宇芽被家暴案时，12月1日，沉寂了多年的李阳家暴案又上了热搜。当年的受害人Kim女士发微博表示原谅了施暴者，舆论一片哗然，人们不理解她为什么会这样做，即使是反家暴工作者也感到很受挫。在学界对家暴问题缺乏更深入研究和研究成果未得到宣传的情况下，这种反应极为自然。
2015年起，笔者发起的监利县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和县妇联共同实施反家暴项目万家无暴，在“妇联+公安+社会组织+”的多部门联动中，验证各种处置方式的效果。我们发现，治安拘留不仅能有效降低家暴的复发率（目前为0），而且没有一起直接导致破坏家庭关系；告诫书的教育效果也很好，告诫后家暴的复发率远低于口头处置。
监利县公安局借此成果，专门成立了反家庭暴力工作室，推动家暴警情的书面化处置，开具的告诫书超过了600份，设计的处置流程比传统处置更省时更有效。
加大培训力度。各公安院校应支持教师对警察反家暴工作的研究，给一线输出更多指导性成果，并在教学中加入反家暴课程。各级公安机关要把反家暴培训纳入警察日常业务培训的内容，帮助警察快速转变观念，改变行为习惯。
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制作了《如何规范处置家暴警情》课件，将人们对家暴的认知误区、家暴警情的危险评估、处置中的特殊情形应对、易被掩盖的违法犯罪等新内容带入了警察课堂。为湖北省2018年新招录民警培训班、荆州市公安机关晋升警衔培训班和多地公安机关作20场培训后，多地学员反馈，他们在课后制作了当地首份《家庭暴力告诫书》。
加大宣传力度。警察的执法活动离不开社会的支持，规范的执法需要一个良性的社会环境。新闻媒体、各相关部门要按反家庭暴力法的要求，多开展预防家暴和法律宣传，在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中，建设好宣传环节，让正确的家庭观、科学的沟通技巧、通用的自护方法、相关的法律规定广为人知。这不仅能有效预防家暴的发生，也更益于构建共治家暴问题共同体。
（作者系湖北省监利县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发起人、监利县公安局反家庭暴力工作室民警）
责任编辑：陈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