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艾滋病与劳动世界的实施准则－－附录一、关于艾滋病流行及其影响的基本事实
附录一、关于艾滋病流行及其影响的基本事实
关于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的事实
艾滋病(AIDS)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病毒，HIV 引起，它通过体液－－特别是血液、精液、阴道分泌物和母乳传播。已经确定传播有四种方式：和一个已被感染的性伴的无保护性交(最普遍的方式)；被污染的血液和血液制品通过例如输血和器官或组织移植传播，或使用污染的注射器或其它刺破皮肤的设备；在子宫内或分娩时从已被感染的母亲传给婴儿；以及母乳喂养。艾滋病病毒不会通过一般的身体接触、咳嗽、喷嚏和接吻传播，不会因为共用厕所和洗浴设备传播，也不会通过餐具或吃了艾滋病病毒阳性者接触过的食物和饮料而传播；艾滋病病毒不会通过蚊子或其它昆虫叮咬而传播。
艾滋病病毒削弱了人体的免疫系统，使后者难以对抗感染。一个人也许在感染之后生活十年或更长，在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症状或疾病，但仍然能够将病毒传给他人。艾滋病的早期症状包括：慢性疲劳、腹泻、发烧、精神改变比如记忆丧失、体重下降、持续咳嗽、严重的反复出现的皮疹、疱疹和口腔感染以及淋巴结肿大。机会性疾病比如癌症、脑膜炎、肺炎和结核也可能在机体免疫系统削弱时乘虚而人。虽然病程时好时坏，但艾滋病几乎总是致命的。正在研究开发艾滋病疫苗，但仍没有一种是可行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可以减缓疾病的进程并延长生命；目前这些药物非常昂贵，因而大部分感染者无法承受，但情况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艾滋病病毒是一种脆弱的病毒，它只能存活在有限的几种条件下。艾滋病病毒只能通过天生湿润的部位进入人体而不能穿透无破损的皮肤。因此预防措施就包括保证有一道隔离病毒的屏障，例如安全套或保护性设备比如手套或面罩(合适的话)，并保证刺破皮肤的设备不被污染；漂白剂、强去污剂和非常热的水(参阅附录二)可以杀灭艾滋病病毒。
对人口统计和劳动力的影响
2000年底，全球有超过360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三分之二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近2200万人已死于艾滋病； 2000年12月全世界有300万人死去。
所有的地区都受到波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有超过2500万成人和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亚洲超过600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将近200万；北美洲仅仅低于100万；西欧有50万；东欧和中亚有近75万；北非和中东地区将近50万。虽然各地的传播模式也许有差别，但是各个地区都面临着感染率的增长。
艾滋病死亡数对非洲总人口数的影响是明显的：到2010年，对于患病率超过2％的29个国家来说，总人口将比没有艾滋病减少5000万。还有一些性别和年龄上的影响，在许多国家妇女往往比男性更早被感染；在非洲一半的新发感染发生在妇女中。在各地感染情况最严重的年龄段发生在15— 49岁年龄组，这部分最具生产力人群其对家庭、社会和经济的贡献正在丧失。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全球有超过2000万工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到2020年在高流行率国家劳动力的规模将比没有艾滋病的情况下减少10％到30％；1400万儿童被艾滋病夺去了单亲或双亲，许多儿童将被迫辍学走向劳动力市场，从而加剧了童工问题。
艾滋病对被感染者个人和家庭以及整个社区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对依靠受感染家庭成员赡养的老人和孩子来说，后果是严重的。艾滋病对个人和家庭水平的影响反映到企业，并进而影响到国家的经济。艾滋病的流行对劳动世界的影响体现在多方面：破坏生产力，雇佣歧视，性别不平等的恶化，以及童工现象的增加；其它还体现在人力资源的丧失，对卫生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压力，以及对职业安全与卫生的威胁。
导致易受艾滋病病毒侵害的条件
一般因素
艾滋病经常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受到侵犯以及在公民的和政治的标准被忽略的地方肆虐。从经济角度来看，贫穷应被突出的作为一个主要因素：穷人的文盲和边缘化使得他们更容易被感染，而且贫穷逼迫妇女为了生存和支撑她们的家庭而发生不安全的性行为。营养不良、住房不足和缺少卫生条件使得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甚至更容易患艾滋病相关疾病。从社会和文化角度来看，个人关系和工作关系上的不平等导致危险环境下的不必要的性行为。态度和行为也应该被认为是有可能增加危险的因素。艾滋病病毒可以通过静脉吸毒时使用遭到污染的器具而传播。还有证据表明毒品和酒精的滥用可以削弱个人采取安全性行为和注射方式的能力。对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的歧视加强了他们对感染情况保持沉默的念头，从而帮助了艾滋病的传播。文化上的压力和一味否认掩盖了当地和全国感染流行的程度，从而使针对社区与个人制定有效的应对计划变得更加困难。
从社会和政治角度来看，冲突情况，法律与秩序的崩溃，薄弱的法律框架和执行机制，以及对结社权和集体谈判的否定，妨碍了全面的发展并特别破坏了必要的健康促进措施。在许多国家，因债务和结构调整削弱了的资源匮乏的卫生系统已无法提供所需的关怀或预防服务。
总之，歧视的氛围和缺乏对人权的尊重使得工人更容易被感染而且更不可能很好地应对艾滋病，因为这使得他们难以寻求自愿检测、咨询、治疗或支持；他们也不能站出来呼吁以及参加防治活动。
增加某些工人群体感染危险性的因素
与其它环境相比，在某些类型的工作环境中工作更容易受艾滋病病毒感染危险的影响，虽然主要问题是个人的行为而不是工作本身。下面列出的是以上所述的几种工作：
－－流动性强的工作，特别是经常出差而且远离配偶和性伴；
－－在地理上与世隔绝，社会交往和卫生机构有限的环境下工作；
－－在清一色男性的工作和居住条件下；
－－在工人无法控制预防感染的防护措施的情况下；
－－由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工作，其中女性是极少数；
－－在有职业危险的情况下工作，例如接触人血、血制品以及其它体液，针刺伤和暴露于被污染的血液等，而普遍性防护原则没有得到遵守和／或设备不足。
还可以加上“非劳动”因素，以便将下列情形包括在内：失业的工人，他们聚集在城市的中心希望获得任何低收入的工作，面临着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风险；或同样是无业并感到被抛弃的难民与难民营的居住者，也许会转向性交易或被迫这么做，特别是许多处在这种情形下的单身母亲。
非正规部门①的特殊需求
非正规工人特别可能受艾滋病后果的损害，首先，因为他们不能像正规工人那样通常能获得卫生服务或社会保障；其次，因为他们的活动很少基于或导向有经济保障；第三，他们工作临时和不稳的特点意味着任何缺勤都可能会导致生意或生产受到极大影响。对于非正规企业来说，失去一个或更多的雇员也许可以导致企业的破产。如果雇主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得病和死亡，企业资金用于治疗、护理和丧葬，也许会损害将来的投资，引发破产，并使依靠企业赖以为生的雇员和家庭成员失去希望。在农村的非正规部门中，护理病人的负担经常导致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活动，艾滋病引起的劳动力丧失导致粮食生产降低并影响到长期的粮食安全。总的来说，当下列情形出现时引起的经济螺旋形式下降在非正规部门中感受尤深：当消费者死亡或由于治疗和保健的费用而使其可支配收入保持在低水平时，市场开始萎缩。
性别因素
女性和男性对艾滋病的感染风险和受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其中有生物学上的因素使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感染，也有社会地位上女性与男性不平等使女性更难以采取措施预防感染，同时也加剧了艾滋病对她们的影响。—许多妇女在她们的婚姻或其他关系中在性和经济上处于的从属地位，从而无法要求安全性行为或拒绝非安全性行为。
－－在工作场所的地位的不平衡使妇女暴露于性骚扰的威胁下。
－－贫穷是导致感染艾滋病病毒风险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妇女占全球穷人中的大部分；女童更有可能辍学或被卖作童工或沦为雏妓。
－－文盲妨碍了妇女获得预防信息，在世界范围内这个因素对妇女的影响超过男性－－在某些国家文盲女性是男性的两倍之多。
－－妇女占了国内流动人口的相当大的部分，而且往往还带着孩子，难民中有四分之三是妇女和儿童；所有这些因素使得妇女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性高于平均水平。在冲突中妇女被交战对方集体强奸的发生率也增加了。
－－照顾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家庭和社区成员的重担往往更多的落在妇女和女童身上，从而增加了工作负担并减少了创收和上学的可能性。
－－执行带有性别歧视的财产、继承、监护和供养法律意味着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妇女一旦失去了丈夫或由于感染艾滋病病毒被抛就会被剥夺经济上的保障机会；这有可能反过来迫使她们“为生存出卖性”；女孩特别容易受到性交易的剥削。
－－调查显示女性和男性相比更容易受到与艾滋病相关的歧视和排斥，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从而使她们陷人逃避和边缘化的境地；这又增加了她们为生存出卖性的压力。
－－妇女从事的工作－－有报酬或未被承认－－更容易受到艾滋病的破坏；例如，妇女在既不在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也没有任何职业卫生福利的非正规部门中占了绝大多数。
－－和男性相比女性享有社会保障或与劳动相关的卫生福利者要少。
－－男性经常成为有关男性性行为的模式和标准的牺牲品，而这些男性性行为有可能导致不安全性行为和／或非自愿性行为。
－－男性在几类感染风险高的工人中的代表性所占比重过高，还可能发现男性因为工作而需要面对男性间不安全的性行为。
－－鉴于两性关系中男性占有优势，男性在采取负责任态度防治艾滋病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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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国际劳工局局长在1991年国际劳工大会上的报告，“非正规部门”被理解成从事产品与服务生产和流通的规模非常小的单位，大部分由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独立的自营者组成，其中一些人也雇用家庭工人和／或少量雇工或学徒；它们的资金很少或根本就没有；它们利用低级的技术和技能；因而生产率低下；它们一般向在其中工作的人员提供很低且不固定的收入和极其不稳定的就业机会。它们的非正规性在于它们一般没有注册，官方统计中没有记录；它们几乎或根本没有进入有组织的市场、信用机构、正规教育和培训机构的机会，或没有机会获得许多公共服务和便利；它们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支持或管理；它们经常受外界环境所迫在法律的框架之外运作，甚至当它们注册并遵守某些法律之后，它们仍几乎总是被排除在社会保护、劳动法规和工作场所保护措施之外。 非正规部门的生产者和工人一般没有被组织起来(虽然可能有从事特定经济活动人员的非正式的地方社团)，而且大部分情况下游离于工会和雇主组织的行动范围之外(见国际劳工组织：《非正规部门的困惑》，第78届会议(1991年)，报告I (1)，第4页(英文版))。
责任编辑：陈洁
